委员：中央深改组没有部门利益不会有权钱交易

7003383

7005136

7005137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在即将闭幕的今年全国两会上，“改革”成为了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把改革作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提出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引人关注的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作为这一轮改革的领导机构，目前其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的轮廓已经日渐清晰。在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识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最大障碍是什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在改革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深度观察深改组办公室为何设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后，其办事机构如何设置一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此前，外界曾就此有过多种猜测，例如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作为中央深改组的办公室，也有人曾提出把中央深改组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已经确定设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施芝鸿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概括起来是“5+1+1”。“5”就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五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这五个方面的改革，加上党的建设制度方面的改革，再加上军队和国防改革。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指的就是上述领域的改革，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内部机构设置，正好和这七大改革领域的全面深化完全对应。“在这样的机构设置基础上存量优化，即再添加一两个直接服务于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内设机构，就能成为中央深改组一个很得力的办事机构、咨询机构和信息汇总机构，所以中央这次把深改组的办公室放在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决定是很正确的。”施芝鸿表示，中央政研室长期以来为中央高层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而且参与中央重要会议和文件的起草，对改革的全局情况非常熟悉。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严格控制机关编制、简政放权方面，在设置改革办公机构的时候也体现出来了。人员罕见高规格 构成逐渐清晰根据此前已经公布的信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三位副组长分别为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四名正副组长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的高规格人员配置被认为体现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权威性以及改革的力度。在此前央视公布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道和电视画面中，除了上述四位正副组长外，参加会议并在里圈就座的官员还包括（注：按央视摄像机拍摄顺序排列）：马凯、刘延东、许其亮、汪洋、赵乐际、杜青林、王晨、周强、张庆黎、王正伟、王沪宁、刘奇葆、李建国、孟建柱、栗战书、赵洪祝、郭声琨、曹建明、周小川等领导同志。根据报道，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任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两名副主任分别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潘盛洲。官方媒体近日发布的消息显示，3月6日下午，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兼省委改革办主任岳亮在北京拜会了中央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穆虹，这是穆虹首次以中央改革办专职副主任身份在媒体上亮相。资料显示，穆虹长期在国家计委、发改委工作，分管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稽查。潘盛洲则是农村政策学者出身，主要研究非公经济、新农村建设与农民教育等问题。此外，深改组成员还包括来自中央直属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以及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的领导，分别构成6个专项小组。除了中央层面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外，全国各省份也已经相继成立深改组，除个别省份外，绝大多数省份已公布了组长、副组长名单，且组长均由各地党委“一把手”担任。此外，证监会、环保部、保监会、国资委、银监会等部委也已成立深改组并公布了领导名单。336项改革举措已分解到专项小组在内设机构和人员组成的轮廓已经日渐清晰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事实上也早已经在陆续推进。根据公开报告梳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分别于1月22日和2月28日开过两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了这两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2月28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还有7年时间，起跑决定后程。2014年工作抓得怎么样，对起好步、开好局意义重大。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据施芝鸿介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全部分解到位，明确了各项改革举措的牵头单位、参加单位和成员单位。下一步将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尽快确定这一轮改革的突破口。权威声音全面深化改革很快就要进入“施工期”施芝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好像指挥三大战役的前敌委员会北青报：改革领导小组的功能，将来会承担更多类似于智囊机构的功能，还是会有更实际的权力来推进改革？施芝鸿：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四个方面的功能，而不仅仅只是智囊的功能。中央成立深改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总体设计包括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设计，统筹协调就是上述“5+1+1”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办公室来协调，还有推动和落实的问题。所以它不只是智囊机构。打个比方，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整个改革的前沿指挥部，而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则好比是前沿指挥部的一个参谋机构，就像毛主席当年指挥打三大战役时的前敌委员会。这个机构没有自己特殊的部门利益北青报：有人担心，深改组办公室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发改委？施芝鸿：绝对不会，中央的深改组本身是一个超脱于现有的各个部委办和各个地区的机构设置之上的，高层的、权威的改革领导机构，这个机构没有自己特殊的部门利益，也就是没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它完全是站在全党、全国、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履行上述四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功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所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是清水衙门中的清水衙门，不批权也不批物，没有权力寻租的空间，没有权钱交易的可能，能够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来协助设计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思路、分层对接思路，并针对改革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及时向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意见和建议，来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赢这场改革攻坚战。短时间内分解336项改革举措北青报：深改组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具体运作了？施芝鸿：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开了两次全体会议，习总书记作为组长，在两次会议上都作了重要讲话。经过这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工作，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六个专门小组，以及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已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全部分解到位，而且梳理后，正在明确每个领域的改革重点，很快就要进入“施工期”。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办公室的工作是紧张的、高效的、尽职的。在春节期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六个专门小组的好多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没有休息，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分解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的336项改革举措的牵头单位、参加单位和成员单位。深改突破口或在“法治国家建设”北青报：改革千头万绪，那么深改组推进改革的突破口会在哪里呢？施芝鸿：关于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我们全国政协社科界的刘树成委员是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人员，在中央领导同志来听取我们联组讨论的时候有个发言。他在发言中认为，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法治化，他建议中央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插了一句话，“刘委员，你的意思是说把法治建设作为突破口吗？”刘树成委员说“对”，中央领导同志颔首表示肯定。我当时注意到这个细节。现在究竟怎么来选择改革突破口？我想下一步深改组包括下设的六个专门小组，以及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会及时汇总梳理各方面的意见，还有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的各地的深改组，他们也会梳理出来意见，最后还会有一个更完整的汇总，最终找出真正的突破口在哪里。我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领域，像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都成为了“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改革举措。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会怎么选择？刘树成委员提出的这个思路不无道理，如果法治是突破口之一，那法治领域更具体的突破口落在哪一个措施上？这还要寻找。我相信，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这个突破口会尽快明确的。要突破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藩篱北青报：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在哪里？施芝鸿：障碍有两个，一是思想观念的障碍，一是利益固化的藩篱。小平同志南巡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要解决“怎样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既是能够激发活力的，也是能够便于治理的，能够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打破目前市场秩序失序、市场规范失范所导致的种种不公平竞争，以及大家反映强烈的各个方面的利益差距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在这一轮改革中搞好了，我们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发展，也使我们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现代化。委员建议迟福林：地方深改组不能流于形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益调整，每一项改革背后都是利益关系。建立深改组的最大目的就是在协调利益关系上发挥重大作用。而对于如何协调，迟福林认为，有些部门的改革方案不能“自己改自己”，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包括部门立法等都需要征得深改小组同意，需要协调和上报；此外，改革有了方案后需要推动，深改小组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各地成立的深改组，迟福林认为不能流于形式，也不能成为一个秘书班子，应该成为强有力的专门的工作协调机构，此外还要和社会各方面结合，吸取多方面意见和建议，才能推动改革。迟福林强调：“没有强有力推动的改革很难，今天的改革应该靠强有力的推动，但这种强有力的推动不该等同于集权。”王长江：不能有绕难题走的惯性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改革路径是先易后难，从最能形成共识的方面渐进改革。但当前已进入全局式改革阶段，不能再有绕着难题走的思维惯性。王长江认为，深改组将改革权收回中央，是打破现有权力格局，进行重新配置。同时，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将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里面既包含权力集中，也包含给地方积极性，意在科学分配权力。王长江还曾提出建议，顶层设计机构应该由退休老同志、中立的学者智囊和民主党派人士构成，这些人熟悉经济、政治、社会工作，但又不具体执行、没有实权，能够比较超脱独立地进行设计。</section></article>

7003385

7003386

7003387

7003388

7004638

7004639

7004637

700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