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Uw6a lianghui.huanqiu.comarticle港政协委员:“本土主义”口号不过是情绪发泄工具/e3pn4lb1l/e3pog49dk/e3ptc9atr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赵博)“在政治斗争中,‘本土主义’的主张的确对部分年轻人产生了吸引力,但说到底不过是情绪发泄的工具。”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说。正在此间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刘兆佳委员,1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海内外舆论关心的港人心态、香港与内地关系等问题坦率作答。刘兆佳认为,所谓的“本土主义”把香港与内地、与中央政府对立起来,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香港与内地的交往,最终谋求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有人利用这一主张,吸引社会上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搞事”。 他说,香港是商业社会,民众思维方式以理性务实为主。市民大众很明白,所谓“本土派”意在将原本属于香港社会内部的矛盾,转嫁到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上,进而把矛头直指中央。这种只有极少数港人认同的“港独”思想,是得不到多数市民支持的。刘兆佳同时指出,回归以来,由于香港和内地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有所不同,两地民众在交往过程中出现矛盾、产生摩擦是难免的。加之内地经济飞速发展、香港重要性相对下降,港人优越感趋弱,开始产生焦虑和抗拒心态。他认为,这种部分港人暂时性的负面心态,不会阻碍两地关系日渐密切的客观趋势。一方面,世界经济重心越来越移向东亚,香港要与国家齐心发展,才能在持续低迷的经济大环境中谋得立足之地;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制度安排之下,两地经济社会融合持续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是要找到融洽相处之道,双方逐渐互相适应,理性务实处理摩擦”。答问中,刘兆佳也对期望用暴力改变社会的年轻人表示出担忧。他说,香港确实面临很多问题,要靠发展来逐步改善和解决。然而,眼下有些年轻人以为采取激进、暴力的手段,就能够立竿见影,“这是没有历史观的表现”。“当他们踩到公共意识的‘红线’,遭到大多数市民反对,才会慢慢了解激进手段是行不通的,表达诉求还是要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刘兆佳说。激进“本土派”正月初一在旺角发动的袭警暴乱事件,是本届两会上港区代表委员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刘兆佳受访亦不例外。他所在的全国港澳研究会曾在事发后举行座谈会谴责暴行,并有会员表示,暴力行径一再升级与“占中”过后法律判决过轻不无关联,却被香港某些报章撰文批评“干扰司法独立”。对此,刘兆佳回应表示,他不太明白法官判决的标准何在,“明明看到有些比街头暴力程度更轻的罪行,法院的判决反而更重些,作为普通市民也会心生不解”。他认为,轻判令人觉得违反法治不必付出多少代价,这是在误导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激进暴力的违法行为量刑重一些,“对遏制暴力、保障社会稳定有好处,对司法机关维持威信也有好处”。1457923560000责编:李圣依新华社145792356000011["9CaKrnJUw0e","9CaKrnJUvZW","9CaKrnJUsVE","9CaKrnJUstb","9CaKrnJUsrI","9CaKrnJUsqK"]{"email":"lishengyi@huanqiu.com","name":"李圣依"}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赵博)“在政治斗争中,‘本土主义’的主张的确对部分年轻人产生了吸引力,但说到底不过是情绪发泄的工具。”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说。正在此间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刘兆佳委员,1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海内外舆论关心的港人心态、香港与内地关系等问题坦率作答。刘兆佳认为,所谓的“本土主义”把香港与内地、与中央政府对立起来,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香港与内地的交往,最终谋求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有人利用这一主张,吸引社会上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搞事”。 他说,香港是商业社会,民众思维方式以理性务实为主。市民大众很明白,所谓“本土派”意在将原本属于香港社会内部的矛盾,转嫁到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上,进而把矛头直指中央。这种只有极少数港人认同的“港独”思想,是得不到多数市民支持的。刘兆佳同时指出,回归以来,由于香港和内地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有所不同,两地民众在交往过程中出现矛盾、产生摩擦是难免的。加之内地经济飞速发展、香港重要性相对下降,港人优越感趋弱,开始产生焦虑和抗拒心态。他认为,这种部分港人暂时性的负面心态,不会阻碍两地关系日渐密切的客观趋势。一方面,世界经济重心越来越移向东亚,香港要与国家齐心发展,才能在持续低迷的经济大环境中谋得立足之地;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制度安排之下,两地经济社会融合持续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是要找到融洽相处之道,双方逐渐互相适应,理性务实处理摩擦”。答问中,刘兆佳也对期望用暴力改变社会的年轻人表示出担忧。他说,香港确实面临很多问题,要靠发展来逐步改善和解决。然而,眼下有些年轻人以为采取激进、暴力的手段,就能够立竿见影,“这是没有历史观的表现”。“当他们踩到公共意识的‘红线’,遭到大多数市民反对,才会慢慢了解激进手段是行不通的,表达诉求还是要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刘兆佳说。激进“本土派”正月初一在旺角发动的袭警暴乱事件,是本届两会上港区代表委员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刘兆佳受访亦不例外。他所在的全国港澳研究会曾在事发后举行座谈会谴责暴行,并有会员表示,暴力行径一再升级与“占中”过后法律判决过轻不无关联,却被香港某些报章撰文批评“干扰司法独立”。对此,刘兆佳回应表示,他不太明白法官判决的标准何在,“明明看到有些比街头暴力程度更轻的罪行,法院的判决反而更重些,作为普通市民也会心生不解”。他认为,轻判令人觉得违反法治不必付出多少代价,这是在误导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激进暴力的违法行为量刑重一些,“对遏制暴力、保障社会稳定有好处,对司法机关维持威信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