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1eBt lianghui.huanqiu.comarticle两会会场 孩子是他们关注的主题/e3pn4lb1l/e3pohqpj3/e3q97kqii教育是历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无论是教育公平,还是校园暴力,抑或是留守儿童,都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今年也不例外,从建议对校园安全立法,到加大对留守儿童教师的培训力度,再到如何解决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缺口,许多代表委员建言献策,为教育领域的进步和完善出一分力。校园安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高小玫:有必要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校园安全法》近年来,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问题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高小玫认为,目前,监护人责任追究制度有待完善,防治校园暴力专项立法空白,她建议要适时制定《校园安全法》,完善法律法规,改革工读教育制度,完善以教代罚措施。针对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问题,仅在去年,相关部门便连续出台了多个文件,包括2016年4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2016年5月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意见》,2016年11月教育部与最高检、最高法等9单位联合发布《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等。高小玫认为,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界定标准亟须明确,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在我国尚不是法律概念,这类事件处理中,往往因受害方指证的伤害尤其是精神伤害没有法律依据,学校倾向于以“同学间玩笑”等解释来简单处置,导致这类行为得不到恰当的惩戒,受害者补偿也无法落实。目前,对实施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未成年人的惩戒,我国现有的以教代罚措施主要是收容教养和工读教育。对构成犯罪但依法免于刑罚的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按法律规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或收容教养。对他人造成生理或心理伤害但未触刑法的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可适用工读教育措施,但因“招生自愿原则”等因素影响,工读教育原有的教育矫正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效果并不明显。此外,我国没有专门的规制校园欺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零散在《刑法》、《民法通则》、《行政法》等部门法以及行政规定中,存在着法规过于概括化、操作性不强、法律效力层次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高小玫建议,应明确认定标准, 对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应抓紧研究作出专业的法律界定,并通过发布部门意见或司法解释等权威方式出台,在时机成熟时可在校园欺凌专项立法中给予规定。应当在立法中将“精神伤害”作为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构成要素。另外,对于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还应从立法和制度设计上完善“监护人责任追究制度”。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或今后专项立法中,明确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强化督促及制裁措施,比如对监护人的管教措施规定一至三年的期限,定期汇报,并责令监护人就管教措施缴纳保证金等。高小玫表示,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涉及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涉及民事、行政、刑事多个层面,因此有必要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一部全国统一、层次较高、专门详尽的《校园安全法》。这方面可以借鉴一些较成熟的国外立法模式,比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的《校园安全法》等。专门法中应明确规定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预防措施、标准;校园安全管理机构、职责、制度;家庭、政府、社会的保护责任与义务等等。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留守儿童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亲情沟通室”让留守儿童放松情绪在今年的两会上,教育公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表示,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加大对留守儿童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强对留守儿童教师进行培训,重视留守儿童的教育特别是心理教育问题。马敏委员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几年他多次跟华中师范大学的师生下到农村调研,调研中他们发现,在相当多的农村小学,“开不齐课、开不足课、开不好课”的问题依然存在,很多农村学校的现状是“有电脑,无网络;有网络,无资源;有资源,无师资”。从2014年起,华中师大在部分农村学校开展了“同步课堂”工作,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教育扶贫,帮助留守儿童。“我们在湖北、四川凉山、吉林等地都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主体是留守儿童,特别是在湖北地区,我们发现对留守儿童的心理、情感教育很重要,如果不好好关心他们,他们的内心会比较封闭,不太愿意跟人沟通。”马敏委员说。据他介绍,一些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只能由家里的爷爷奶奶来带。因为缺乏跟父母的沟通交流,相当多一部分留守儿童性格非常内向、腼腆,不愿意跟人说话,跟外人接触的时候不自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中师大在很多农村小学建立了“亲情沟通室”,通过信息化手段,让留守儿童可以跟父母沟通,留守儿童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在“亲情沟通室”跟父母联系,通过视频进行沟通,把问题说出来,“我们发现在连线中,这些孩子跟父母谈得很好,因为能及时沟通,这些孩子的情绪很快就能放松下来,不会再那么封闭。”除了对留守儿童进行关心帮助,马敏表示,对留守儿童教师的培训也很重要。留守儿童的老师要懂得这些孩子的心理,因为留守儿童比较敏感,如果对待他们关心的方式太特别,孩子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区别对待。华中师大的心理老师也对留守儿童教师进行了一些培训,教给老师们怎么样教育留守儿童、怎样跟留守儿童相处。“我们毕竟力量有限,也希望国家能加强对留守儿童教师的培训工作。”对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校园暴力问题,马敏表示,这反映出目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醒我们要注意对孩子进行情商教育,现在我们有些太注重应试教育,并没有更多地教给孩子怎么做人,怎么跟父母、同学、老师相处,即使教了这方面的内容也非常简单,这就需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进行改变,不能只是偏向智力教育,而应该教会孩子如何去尊重别人。此外,马敏表示,对校园暴力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熟经验,进行专门的校园安全立法。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教育资源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二孩政策放开后 必须加大教育资源储备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从2013年履职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每年都会将关于教育的议案、建议带上两会。2014年她提出改善农村学校营养餐,将营养餐补助标准从3元提升到4元,当年11月,她的建议就在贵州得到落实,并随后在全国推开。2015年她提出为西部地区高寒、高海拔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室供暖,目前这一建议已经在六盘水市部分县区落实。今年,吴明兰在两会上提出,二孩政策放开后,西部地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储备不足,希望能够加大教育资源储备的力度。关键词:教育资源储备“目前我们还差200多所学校”北青报:您今年在两会上提出的建议是关于教育资源储备的问题,能详细介绍一下吗?吴明兰:二孩政策放开后,相比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生育二孩的意愿程度是更高的。我前往六盘水市卫计委调研,以六盘水市为例,全市334万人口,2016年新增人口9000多人,这包含正常生育和二孩政策放开后新生育的人口。二孩政策放开后,存在“70后”抢生的现象,因此出现了一个生育的高峰期。根据相关数据推算,六盘水地区二孩放开后,在原来的基础上每年要增加5000人左右,这给学校教育带来很大压力。按照标准化办学,幼儿园1比8的师生比、标准300人办学规模,小学1比22的师生比、标准1500人办学规模,中学1比17师生比、标准1000人办学规模,目前我们还差200多所学校,差五六千名教师,缺口非常大,目前的教育资源储备严重不足。北青报:“教师荒”是不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吴明兰:教师的成长期一般是3到5年,经过3到5年的教学工作,家长才能认可,成长期是比较慢的。现在有些时候,校长没有地方找老师,只能把已经退休的教师再请回来,但很多老师已经不愿意再回来了,也不能勉强。剩下的一部分缺口只能向社会招考,但没有编制,只能是合同制老师。合同制的老师有些不够稳定,有人可能边教书边考虑跳槽。我来北京之前了解到,六盘水市钟山区教育局今年招老师,本来打算招700位,但后来只招到400位,西部地区特别是城镇中心学校缺乏老师的现象比农村还要严重。“教师荒”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对老师的认可度不够,出现过校闹。一些看似很小的事情,一些媒体、家长无限放大,导致社会上对教师有另外的看法,这对老师来说是很伤心的,社会对老师的认同度、尊重度都在下降。北青报:解决“教师荒”有什么好办法吗?吴明兰:提高老师的社会地位,提高社会对老师的认同度,同时提高教师待遇。加大西部地区教师的队伍建设,东部发达地区师范院校招生时扩大对西部地区的招生数量,同时,西部地区也加大师范类院校的招生力度和培训力度。更重要的是,我呼吁加大教师编制的数量。现在教师编制数量是在原来的人口基数上制定的,随着社会进步、城镇化人口增加、二孩政策放开,教师编制的增加是必需的,否则留不住老师。站在合同制老师的角度,他们觉得不公平也是人之常情。你也是在编教师、我也是在编教师,心里觉得公平了,干起事情来才有劲头。关键词:教育公平避免择校热只能提高教师素质北青报:如何看待教育公平的问题?吴明兰:教育公平的问题就是地区差异的问题,西部不能和东部比,在西部地区,不同的省份也不能比,贵州本省也有差异。不同的地方,教师素质、教育质量、教育水平也有差异,教育公平可以说是永远在路上。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扶贫攻坚过程中,教育扶贫是重中之重。我们心里至少有个定心丸,教育公平会逐步实现。贵州现在教育公平做得很好,贵州扶贫攻坚领域也是国家的主战场,现在贵州干事创业的尽头很足的,特别是对教育,可以说是用尽了洪荒之力。北青报:如何看待择校热这一现象?吴明兰:站在家长的角度上,在我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情况下,我肯定选择好一点的学校,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和愿望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要避免择校热,不让孩子一阵风往一个学校去挤,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教师队伍的素质提高,让家长认可。我们在加强自身教师素质和修养方面,是很有必要做好的。北青报:您怎么看待现在北京的学区房?吴明兰:如果我是北京的家长,在我有能力、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可能也会考虑学区房。但是我站在教师的角度来说,择校热、学区房是没有必要的,特别是针对年纪小一些的孩子,小孩子在小学阶段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行为习惯,一般的学校都具备这个能力,家长不必跟风。如果选择了所谓的好学校,也许反而会存在攀比、养尊处优等问题,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反而不利,这是有利有弊的。家长选择那个学校可能只是满足了家长的虚荣,不一定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好的环境。关键词:留守儿童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学校社会北青报: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有什么特殊性吗?吴明兰:前些年贵州留守儿童出了几次问题,这是不可回避的,贵州省委、省政府也非常重视。贵州也是想尽办法,目前贵州针对留守儿童推出了“四在学校,幸福校园”,“四在”就是“吃、住、学、乐”,为留守儿童营造好的吃住学环境,深受老百姓欢迎。北青报: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受到关注,您怎么看?吴明兰:留守儿童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学校、政府也都在想办法,尽最大努力保障留守儿童的安全。家长也应该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孩子的问题不全是学校、社会的问题,家长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家庭教育一定要跟上,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学校、社会。同时,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还要和地方产业发展相结合,地方产业有所发展,把孩子的父母留在当地工作,就近打工,既可以赚钱养家,又能够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本组文/本报记者 高语阳摄影/常林1489447140000责编:朱马烈北青网148944714000011[]//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7/0314/20170314071943258.jpg{"email":"zhumalie@huanqiu.com","name":"朱马烈"}
教育是历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无论是教育公平,还是校园暴力,抑或是留守儿童,都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今年也不例外,从建议对校园安全立法,到加大对留守儿童教师的培训力度,再到如何解决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缺口,许多代表委员建言献策,为教育领域的进步和完善出一分力。校园安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高小玫:有必要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校园安全法》近年来,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问题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高小玫认为,目前,监护人责任追究制度有待完善,防治校园暴力专项立法空白,她建议要适时制定《校园安全法》,完善法律法规,改革工读教育制度,完善以教代罚措施。针对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问题,仅在去年,相关部门便连续出台了多个文件,包括2016年4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2016年5月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意见》,2016年11月教育部与最高检、最高法等9单位联合发布《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等。高小玫认为,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界定标准亟须明确,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在我国尚不是法律概念,这类事件处理中,往往因受害方指证的伤害尤其是精神伤害没有法律依据,学校倾向于以“同学间玩笑”等解释来简单处置,导致这类行为得不到恰当的惩戒,受害者补偿也无法落实。目前,对实施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未成年人的惩戒,我国现有的以教代罚措施主要是收容教养和工读教育。对构成犯罪但依法免于刑罚的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按法律规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或收容教养。对他人造成生理或心理伤害但未触刑法的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可适用工读教育措施,但因“招生自愿原则”等因素影响,工读教育原有的教育矫正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效果并不明显。此外,我国没有专门的规制校园欺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零散在《刑法》、《民法通则》、《行政法》等部门法以及行政规定中,存在着法规过于概括化、操作性不强、法律效力层次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高小玫建议,应明确认定标准, 对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应抓紧研究作出专业的法律界定,并通过发布部门意见或司法解释等权威方式出台,在时机成熟时可在校园欺凌专项立法中给予规定。应当在立法中将“精神伤害”作为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构成要素。另外,对于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还应从立法和制度设计上完善“监护人责任追究制度”。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或今后专项立法中,明确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强化督促及制裁措施,比如对监护人的管教措施规定一至三年的期限,定期汇报,并责令监护人就管教措施缴纳保证金等。高小玫表示,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涉及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涉及民事、行政、刑事多个层面,因此有必要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一部全国统一、层次较高、专门详尽的《校园安全法》。这方面可以借鉴一些较成熟的国外立法模式,比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的《校园安全法》等。专门法中应明确规定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预防措施、标准;校园安全管理机构、职责、制度;家庭、政府、社会的保护责任与义务等等。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留守儿童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亲情沟通室”让留守儿童放松情绪在今年的两会上,教育公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表示,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加大对留守儿童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强对留守儿童教师进行培训,重视留守儿童的教育特别是心理教育问题。马敏委员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几年他多次跟华中师范大学的师生下到农村调研,调研中他们发现,在相当多的农村小学,“开不齐课、开不足课、开不好课”的问题依然存在,很多农村学校的现状是“有电脑,无网络;有网络,无资源;有资源,无师资”。从2014年起,华中师大在部分农村学校开展了“同步课堂”工作,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教育扶贫,帮助留守儿童。“我们在湖北、四川凉山、吉林等地都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主体是留守儿童,特别是在湖北地区,我们发现对留守儿童的心理、情感教育很重要,如果不好好关心他们,他们的内心会比较封闭,不太愿意跟人沟通。”马敏委员说。据他介绍,一些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只能由家里的爷爷奶奶来带。因为缺乏跟父母的沟通交流,相当多一部分留守儿童性格非常内向、腼腆,不愿意跟人说话,跟外人接触的时候不自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中师大在很多农村小学建立了“亲情沟通室”,通过信息化手段,让留守儿童可以跟父母沟通,留守儿童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在“亲情沟通室”跟父母联系,通过视频进行沟通,把问题说出来,“我们发现在连线中,这些孩子跟父母谈得很好,因为能及时沟通,这些孩子的情绪很快就能放松下来,不会再那么封闭。”除了对留守儿童进行关心帮助,马敏表示,对留守儿童教师的培训也很重要。留守儿童的老师要懂得这些孩子的心理,因为留守儿童比较敏感,如果对待他们关心的方式太特别,孩子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区别对待。华中师大的心理老师也对留守儿童教师进行了一些培训,教给老师们怎么样教育留守儿童、怎样跟留守儿童相处。“我们毕竟力量有限,也希望国家能加强对留守儿童教师的培训工作。”对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校园暴力问题,马敏表示,这反映出目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醒我们要注意对孩子进行情商教育,现在我们有些太注重应试教育,并没有更多地教给孩子怎么做人,怎么跟父母、同学、老师相处,即使教了这方面的内容也非常简单,这就需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进行改变,不能只是偏向智力教育,而应该教会孩子如何去尊重别人。此外,马敏表示,对校园暴力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熟经验,进行专门的校园安全立法。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教育资源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二孩政策放开后 必须加大教育资源储备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从2013年履职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每年都会将关于教育的议案、建议带上两会。2014年她提出改善农村学校营养餐,将营养餐补助标准从3元提升到4元,当年11月,她的建议就在贵州得到落实,并随后在全国推开。2015年她提出为西部地区高寒、高海拔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室供暖,目前这一建议已经在六盘水市部分县区落实。今年,吴明兰在两会上提出,二孩政策放开后,西部地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储备不足,希望能够加大教育资源储备的力度。关键词:教育资源储备“目前我们还差200多所学校”北青报:您今年在两会上提出的建议是关于教育资源储备的问题,能详细介绍一下吗?吴明兰:二孩政策放开后,相比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生育二孩的意愿程度是更高的。我前往六盘水市卫计委调研,以六盘水市为例,全市334万人口,2016年新增人口9000多人,这包含正常生育和二孩政策放开后新生育的人口。二孩政策放开后,存在“70后”抢生的现象,因此出现了一个生育的高峰期。根据相关数据推算,六盘水地区二孩放开后,在原来的基础上每年要增加5000人左右,这给学校教育带来很大压力。按照标准化办学,幼儿园1比8的师生比、标准300人办学规模,小学1比22的师生比、标准1500人办学规模,中学1比17师生比、标准1000人办学规模,目前我们还差200多所学校,差五六千名教师,缺口非常大,目前的教育资源储备严重不足。北青报:“教师荒”是不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吴明兰:教师的成长期一般是3到5年,经过3到5年的教学工作,家长才能认可,成长期是比较慢的。现在有些时候,校长没有地方找老师,只能把已经退休的教师再请回来,但很多老师已经不愿意再回来了,也不能勉强。剩下的一部分缺口只能向社会招考,但没有编制,只能是合同制老师。合同制的老师有些不够稳定,有人可能边教书边考虑跳槽。我来北京之前了解到,六盘水市钟山区教育局今年招老师,本来打算招700位,但后来只招到400位,西部地区特别是城镇中心学校缺乏老师的现象比农村还要严重。“教师荒”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对老师的认可度不够,出现过校闹。一些看似很小的事情,一些媒体、家长无限放大,导致社会上对教师有另外的看法,这对老师来说是很伤心的,社会对老师的认同度、尊重度都在下降。北青报:解决“教师荒”有什么好办法吗?吴明兰:提高老师的社会地位,提高社会对老师的认同度,同时提高教师待遇。加大西部地区教师的队伍建设,东部发达地区师范院校招生时扩大对西部地区的招生数量,同时,西部地区也加大师范类院校的招生力度和培训力度。更重要的是,我呼吁加大教师编制的数量。现在教师编制数量是在原来的人口基数上制定的,随着社会进步、城镇化人口增加、二孩政策放开,教师编制的增加是必需的,否则留不住老师。站在合同制老师的角度,他们觉得不公平也是人之常情。你也是在编教师、我也是在编教师,心里觉得公平了,干起事情来才有劲头。关键词:教育公平避免择校热只能提高教师素质北青报:如何看待教育公平的问题?吴明兰:教育公平的问题就是地区差异的问题,西部不能和东部比,在西部地区,不同的省份也不能比,贵州本省也有差异。不同的地方,教师素质、教育质量、教育水平也有差异,教育公平可以说是永远在路上。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扶贫攻坚过程中,教育扶贫是重中之重。我们心里至少有个定心丸,教育公平会逐步实现。贵州现在教育公平做得很好,贵州扶贫攻坚领域也是国家的主战场,现在贵州干事创业的尽头很足的,特别是对教育,可以说是用尽了洪荒之力。北青报:如何看待择校热这一现象?吴明兰:站在家长的角度上,在我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情况下,我肯定选择好一点的学校,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和愿望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要避免择校热,不让孩子一阵风往一个学校去挤,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教师队伍的素质提高,让家长认可。我们在加强自身教师素质和修养方面,是很有必要做好的。北青报:您怎么看待现在北京的学区房?吴明兰:如果我是北京的家长,在我有能力、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可能也会考虑学区房。但是我站在教师的角度来说,择校热、学区房是没有必要的,特别是针对年纪小一些的孩子,小孩子在小学阶段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行为习惯,一般的学校都具备这个能力,家长不必跟风。如果选择了所谓的好学校,也许反而会存在攀比、养尊处优等问题,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反而不利,这是有利有弊的。家长选择那个学校可能只是满足了家长的虚荣,不一定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好的环境。关键词:留守儿童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学校社会北青报: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有什么特殊性吗?吴明兰:前些年贵州留守儿童出了几次问题,这是不可回避的,贵州省委、省政府也非常重视。贵州也是想尽办法,目前贵州针对留守儿童推出了“四在学校,幸福校园”,“四在”就是“吃、住、学、乐”,为留守儿童营造好的吃住学环境,深受老百姓欢迎。北青报: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受到关注,您怎么看?吴明兰:留守儿童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学校、政府也都在想办法,尽最大努力保障留守儿童的安全。家长也应该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孩子的问题不全是学校、社会的问题,家长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家庭教育一定要跟上,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学校、社会。同时,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还要和地方产业发展相结合,地方产业有所发展,把孩子的父母留在当地工作,就近打工,既可以赚钱养家,又能够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本组文/本报记者 高语阳摄影/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