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青联主席、政协委员吴杰庄：港青融入国家需要更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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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在香港一众上市公司老总中，吴杰庄(如图)是比较独特的一位：他是出身于“板房”“公屋”的草根精英。改变他命运的是一次北上清华求学的经历，而在深港两地创业成功后，他开始致力于成为更多香港年轻人前往内地发展的“引路人”。近日，《环球时报》对身为香港前青联主席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吴杰庄进行了专访，听他讲述该如何让热衷搞“街头政治”的香港青年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时代洪流中，以及港人在内地发展的“喜与忧”。<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0309/01/19/20180309011911812.jpg?imageView2/2/w/1260"/>“实际看见了，想法就会改变”《环球时报》：这是你第一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有什么感受？吴杰庄：我觉得很光荣，很幸运，但也感到很有压力。因为我知道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尤其是一名香港籍的政协委员，需要上情下达，一方面我得代表香港人的声音，把它们真实地反应给中央，另一方面我也要把中央的一些想法和政策解释给香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听，让他们理解这些政策背后的东西。《环球时报》：这个过程难吗？双方能够相互理解吗？吴杰庄：传递过程本身没有问题，但真正做到有效的传递还是比较困难，尤其要让不太熟悉内地的香港人能够理解和接受中央的想法并不容易，需要更多的努力，得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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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自从你在北京读书后来又在内地创业成功后，一直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香港年轻人北上寻找机会。这么多年来，效果如何？吴杰庄：我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在香港很多大学分享我北上学习和创业的故事，五六年前我参加一个香港企业家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做无线视频做的很好的企业家突然走过来告诉我，说就是在大学时听到我的故事，才激发了他北上创业的决心，最后他成功了，后来也又带了更多人北上。最近几年我也在深圳做了一些创业基地、基金等平台，在我在深圳的孵化器里，已经有二三十家香港企业了，其中不少创办人都是香港的学生领袖，比如学生会主席什么的，你知道香港的学生会主席们基本上都是比较热衷政治的，常常对内地有一些很带有偏见的看法。还有一些香港反对派政团的人士，他们也开始来深圳发展了，这些人很多在更年轻的时候很热衷街头革命，但慢慢成熟一些以后，有了引路人，来内地发展之后，许多人就会觉得以前做的许多事都是在浪费时间。《环球时报》：那你觉得是什么造成了他们思想上的转变？吴杰庄：这些人开始有那样的想法，很多时候是因为之前根本没人带他们来内地看一看，更没有渠道在内地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其实大部分人求的就是一份安逸的、收入不错的工作，少部分人也许有更高的梦想，比如想创立一份自己的事业，一旦内地有人愿意给他们提供渠道和平台，他们也会愿意来试一试的。有时候实际看见了，想法就会改变。高铁等项目将改变港人的生活方式《环球时报》：整体来看，你觉得内地的环境对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吸引力大吗？吴杰庄：其实所有人内心深处都知道，市场是在内地。香港只有780万人口，而内地呢，不说远的，仅粤港澳大湾区就有6000万人口，快十倍了。从行业上来讲，虽说金融业等一些行业香港更发达一些，但科技等行业内地显然要更好，吸引力怎么能不大？《环球时报》：港人来内地发展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困难，尤其是政策或法律层面的？吴杰庄：我们很多时候希望国家能更把我们当作中国人。现在在很多行业，香港人和香港企业还是会被当作外企。在我的提案里，也提到了一些情况。一是演艺行业，现在香港演员是与外国演员分在一类的，而国家有明文规定，国内一些综艺节目等制作，参与的外国人不能超过一定比例。这意味着制作方只能找很少一些港人参与，而这时他们通常就会选择那些“大咖”，也就导致年轻人来内地发展的机会很少。所以可以看到，来内地发展的香港演员几乎是断层的。再比如法律行业、IT行业都存在这个问题。像我从事的互联网行业，在内地注册公司都是港资的，很多牌照拿不到，很多事情不能做。所以很多人会选择找内地人代持，但风险很大，也不合法合规。当然，中央这样的政策我是理解的，因为香港不对中央政府缴税，权利与义务平衡，香港人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和内地人一模一样。但作为政协委员，我还是想很真实地反应这个情况和诉求。比如，我们能否在粤港澳大湾区先做一个先行性实验，在政策上有一些突破？《环球时报》：但你觉得大湾区在融合和连接方面会不会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吴杰庄：挑战肯定会有，但机遇也很大。一方面，从基建角度来看，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一系列项目未来三五年中都会落成通车，这意味着很快可以做到1.5个小时通行粤港澳地区几个最主要的城市，也意味着人们以后整个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了。以前香港人去广州，可能得“出差”，晚上住广州，但以后从香港市中心去广州，傍晚完全可以回家吃晚饭，跟香港新界去中环的时间差不多。另一方面，表面上的障碍也可能正是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上几个著名的湾区不太一样，我们是“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这意味着我们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广阔的大陆市场，也有香港这个实行普通法的“基地”，世界上大部分金融发达国家都实行普通法，香港可以直接对接。现在，中国的目标是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就是要在技术、文化等各方面都能在国际上得到认同、有所输出，而香港恰恰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出口。总之，如果我们用好“一国”，再用好“两制”，绝对可以比其他地方做得更好。《环球时报》：大湾区融合联通的过程中也会涉及到一些部分港人觉得有些“敏感”的问题，比如西九龙高铁站的“一地两检”，香港似乎有部分人士和舆论对此持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吴杰庄：我觉得这种争议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主要是一些立法会委员立场先行，为吸引眼球和拉选票，去刻意反对一些香港和内地融合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做过调研，绝大多数香港民众对这个措施是很支持的。香港每年来回内地的人要接近一百万，如果“一地两检”能实施，这些人都是受益者。而对于那些不需要去内地的人来说，究竟是“一地两检”还是“两地两检”又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件事为什么不好呢？两边人都受益，也不违反基本法。抵制普通话的只是少数《环球时报》：有人认为，香港年轻人的本土认同感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很强，但国家和政治认同感比较弱。您怎么看？吴杰庄：由于曾经是殖民地的关系，香港的教育一直和西方比较接近，我是“70后”，也是受殖民地教育过来的。可以说，如果我十几年前没有参加一个交流团来内地学习，我今天可能也和那些搞街头政治的青年一模一样。因为那样的教育让我们根本接触不到很多信息，也根本不了解国家的真实情况。再加上香港媒体在报道内地的时候经常很不全面，导致了部分香港青年人对内地的偏见。要改变这一情况，除了多交流，还要让香港年轻人能真正从国家发展中感受到好处。我们都说，港人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洪流中，但如果他们个人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收获，还是会觉得国家的发展和自己没关系。所以我很希望大湾区能搞起来，给香港青年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一个年轻人可能在香港收入是每月1.5万块，但租房就需要1万多块，而在珠海虽然收入只有6000块，但租房只要2000块，整体算下来可能在珠海生活的快乐感和获得感更大一些。有了生活的获得感，才能有感情，才更会对国家说爱。《环球时报》：在提升年轻人国家认同感的过程中是否会遇到一些抵触情绪？不久前，浸会大学部分学生抵制学习普通话。您觉得这是否暴露出香港现在在教育和语言政策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吴杰庄：其实在我那个年代，上学时是完全没有学过普通话的，刚来内地的时候，基本一句都听不懂。不过，现在香港小孩子从小学到中学都有普通话教学，但语言环境还是不一样，毕竟可以用粤语和英文。而这些年内地来港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经常有自己的圈子，和当地人并不处在一起，所以语言融合确实存在问题。但“抵制普通话”甚至“抵制中国”这种情绪，我觉得不是大面积存在的，绝对不是。浸会大学有这样想法的学生只是很小一部分，学生会也不能代表所有学生，因为它虽然是一人一票投票选出来的，但投票率只有10%左右，大部分学生其实只关心自己的学业和以后的工作、买房等事情，对体制、政治等并不热心。不过，我还是希望能给这些孩子一些空间，他们本质大多是很好的，很多事情等毕业之后接触社会就会想明白了，现在不需要太介意。我们政协委员现在每年都有进校园的计划，计划把港区一百多个学校都走遍，加深和学生们的沟通。《环球时报》：总的来看，你觉得对于香港来说，怎样发展才是最好的？吴杰庄：一是坚持“一国两制”制度，二是尽快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布局，三是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利用香港国际化的优势，成为国家对外发展的“超级联系人”，这也恰恰是香港的长项。香港人一定要有一种“主人翁”的心态，帮助国家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而这对香港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可以再造辉煌的机遇。</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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