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上午,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等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现场,有媒体记者追问下一任行长是谁时,周小川笑着回答“你猜呀!”
10天后的3月19日,这个猜猜看的“游戏”终于尘埃落定:新一任央行行长,正是当天“近在眼前”的易纲。
为什么是易纲?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行业资历深、理论水平高、具有改革精神或许是其中的一个答案。从行业资历来看,现年60岁的易纲自1997年便供职于央行,目前已在央行工作21年,其中担任副行长一职也长达10年零3个月;从理论水平来看,截至2009年,他有中文著作11本,中文论文43篇,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从改革精神来看,他的多篇论文中已然反映出深深的改革理念,是不遗余力的利率市场化推进者。
“老兵”易纲:在央行一干就是21年
从1997年进入央行算起,易纲已在央行工作21年。与前任周小川不同的是,易纲是从央行系统直接由副行长升任行长一职。
为什么是易纲?他的成长经历,其实本身就打上了深深的央行“烙印”,从1997年进入央行算起,现年60岁的易纲已经在央行工作了21年。
与曾任央行行长时间最长(15年)的周小川不同的是,易纲是从央行系统直接由副行长升任行长一职,而周小川则是在担任央行副行长后,又辗转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等职位,随后才担任央行行长一职的。
央行官网,易纲的简历是这样介绍的:
易纲,男,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担任央行行长之前,易纲已经在央行副行长的职位上工作了10年零三个月。期间,他还出任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一职。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也曾担任过这一职务。
“学者”易纲:金融百科式人物
易纲留给外界的深刻印象是,每次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都能行云流水地回答,是名副其实的金融百科全书式人物。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关于易纲的简历则显示,他的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等方面,具有多年的货币政策研究、制定和操作经验。
易纲的中文著作有:
《市场经济学普及系列丛书(共十四本)》(与田国强主编),1993年,该丛书获1994年全国图书奖等四项全国性图书大奖;
《货币浅说》(与贝多广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与许小年合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编委会负责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与海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
《国际金融》(与张磊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货币银行学》(与吴有昌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
《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
截至2009年,易纲的中文论文有43篇,多发表于《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经济评论》等期刊。
记者注意到,易纲1999年与吴有昌合著的《货币银行学》,如今依然被当做金融学经典教材广泛传阅,其中的大部分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前瞻性,豆瓣上的跟评多年来未断,读者认为:
“虽然在内容上没有对于新巴塞尔协议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在传统理论的介绍上,这本书的体系和内容都堪称是国内编的最好的《货币银行学》了。”
“突然发现这本考研时的参考书没标记过!这书里的货币与通货膨胀一节太经典了,我是第一次读教科书读得双膝跪地。”
“国内少有的‘货银’精品书籍,深入浅出,虽是1999年的版本,学习经典理论没有问题。”
“2011年12月第20次印刷,为嘛不再版呢?这书除了数据老了点之外,毫无瑕疵。为数不多的5星级国内经管类教科书。”
易纲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94,WestviewPress,美国)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反思》(1991,JAIPress,美国)被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多次引用。他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有11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
易纲留给外界的深刻印象是,每次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都能行云流水地回答,是名副其实的金融百科全书式人物。
“我们监测到,去年年底贷款利率是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看去年的物价CPI是1.6,PPI是6.3,GDP的平减指数大概是CPI和PPI的加权平均。这么看,实际利率是稳定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至于你说的美联储将加息这个问题,我们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我们要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的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谢谢!”这是今年3月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易纲回答记者提问实录。一个细节是,这样一个包含丰富数据对比的回答,易纲现场并未临时看资料。
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易纲近期撰文指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上述3月9日的记者会上,易纲回答媒体提问时的一些看法或观点,我们或许能从中一窥他的工作思路和方向。
当天有媒体提问说:“我们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和往年相比‘松紧适度’这个表述比较新,对于市场来讲,我们如何来理解松紧适度?”
对此,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是稳中向好,我们看一个货币政策松还是紧,可以从几个维度:
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一些薄弱环节;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支持创新领域,中国经济目前有很多创新的亮点,看这些创新的领域能不能够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方式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还要注意金融改革。
他进一步表示,松紧适度主要是看对实体经济而言,我们的实体经济能不能够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讲,也要松紧适度,也要基本上稳定。我们看流动性方面,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对“松紧适度”的考量。
2009年第1期《金融研究》署名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的论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在深层次上讨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的条件。
他在文中称,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双轨制推进的成就,也见证了利率调节经济运行的强大力量。利率市场化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产制度改革、金融市场改革的步伐相契合,与宏观调控的方向与节奏相衔接。经历了管制利率的“破”与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立”,市场供求在利率决定中作用不断增强,利率杠杆经历了历次宏观调控“经济”与“行政”手段之辩的洗礼,在经济运行实践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一进程将为历史所铭记。
在论文结束语中他写道:“笔者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深层次问题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是有矛盾的。而对这一问题不进行梳理和总结,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是难以避免的。”“培育SHBIOR或其他市场基准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而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则是在更深层上的必要条件。”
9年后的2018年初,易纲在《中国金融》上发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指出,从历史经验看,在预期较差、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M2增速会超出名义GDP增速较多;在经济增长动能较强、预期较好时,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缺口反而缩小。随着去杠杆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未来M2增速比过去低一些将成为常态。还应看到,在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M2的可测性、可控性和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都在下降,对M2增速变化不必过于关注。
展望2018年,易纲指出,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从国内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当前消费和外需总体平稳,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已经能够看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
“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一环。”易纲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最后一段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