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rbpM lianghui.huanqiu.comarticle人大代表呼吁制定国家豁免法 专家：反制滥诉霸凌 但并非主张公民动辄起诉外国/e3pn4lb1l/ed453131m/ed6j6vgg5<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曹思琦 胡雨薇】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马一德提交的呼吁加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的提案引发媒体广泛关注。马一德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应根据时代环境的变迁，重新慎重的对国家豁免规则进行审视，“中国对于国家豁免的立场，无论是从司法实践、国际条约还是从对外交往来看，都应采取限制豁免的立场”。</p> <p>国际法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马一德和另外34名全国人大代表联署的这一提案其实质是建议中国应从现在的“绝对豁免”向“限制豁免”转变，并针对对外投资和引入外资相关实践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目前，国际社会上的主流是“限制豁免”，即将商业行为和国家行为区分开来对待。该提案有反制美国近期对中国滥诉的意味，但也有更广泛的考虑因素。但该提案并非意在主张本国公民动辄起诉外国政府。</p> <p>据马一德称，近期，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借新冠疫情“污名化”中国并起诉索赔。然而，由于中国国家豁免法的缺失，对纠纷的解决、中国国家利益及自然人法人利益的保护极为不利，导致在国际交往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他建议，中国应加紧制定国家豁免法，并采取“限制豁免”，以适应国际发展大环境。</p>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p>马一德告诉《环球时报》，现在中国的自然人和法人无法在国内法院对他国提起诉讼，只能到他国法院起诉，这不仅增加了诉讼成本，也使我国自然人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中国法院在处理国家豁免问题的案件时更是无法可依，缺乏统一的处理机制，导致在国际交往中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p> <p>“此外，目前中国有关国家豁免的案件，大多以中国为被告在外国法院被起诉，外国法院根据本国的国家豁免法对中国进行审判，然而其对中国的审判是否正当合理，中国却没有相应的法律去核实。虽然中国可以表明‘绝对豁免主义’的立场而对判决进行抗辩，但长此以往，政治手段终究不是解决国家豁免问题的良策，这不仅会使中国的外资投入下滑，中国的国民经济也会受到影响。”马一德称。</p> <p>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研究员刘丹对《环球时报》分析称，“绝对豁免”将所有“国家行为”，包括国有企业、国家委托从事的商业行为等，都作为豁免的范围。而“相对豁免”则是区分国家行为和商业行为，前者可以豁免，后者不能援引主权豁免主张司法豁免。“我们一直坚持‘绝对豁免’，但美国、欧洲、英国等都是‘相对豁免’。这个提案在我看来有反制的意味，但肯定也有更广泛的实践考虑因素。”</p> <p>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该提案说明中国需要适应持续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主权豁免应该建立在礼让和对等的基础上，“但由于个别霸权国家的存在，导致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必须构建必要的防御体系，以有效回应来自霸权国家不负责任实施的在法律上的霸凌行为。”</p> <p>“但这个提案并非是为了主张本国公民动辄起诉外国政府”，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副院长毛俊响则对《环球时报》这样表示，如果提案未来真的走向立法，一定会在一般情况下尊重外国主权豁免，仅在一些例外情况下允许本国法院受理外国政府为被告相关案件。</p> <p>毛俊响表示，按照美国法律，这些例外主要针对外国政府从事商业交易等非主权行为，但近年来，美国例外规定在不断扩大，有时把国家商业行为、侵权行为、恐怖主义行为都囊括在内。如果中国就此立法，届时如何界定例外要看当时的中国立场与形势判断。</p> <p>而刘丹则同时建议，提案最终是否能走到立法程序，第一需要广泛的调研与论证，尤其是听取国际法学界各种不同的声音，因为国家主权豁免涉及司法豁免、执行豁免等多个层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次，也要主动调研涉及到的各个实务部门的需要。</p> </section></article>1590663120000责编：王怡环球时报-环球网159066312000012[]{"email":"shixi@huanqiu.com","name":"王怡"}